抗战相持阶段,蒋介石几次想要发起反攻,为什

冬季攻势失败,浇灭国军反攻欲望

1939年10月,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,日军因为无意扩大占领区,主动退回原来防线。 蒋介石在南岳举行的第二次军事会议上盲目乐观起来:“此次湘北之战,战略上起初本非采取攻势,而仅为防御的战略,后来乘势转进,竟获得此决定的胜利,可知敌力已疲,我们进攻的时机已到。我们的战略,应该是见到敌人的破绽、见到敌人厌战怕战不敢前进的时候,我们就应该采取攻势,决然攻击前进。所以我们今后的战略运用和官兵心理,一定要彻底转变过来,要开始反守为攻,转静为动,积极采取攻势。”


美术作品:蒋介石在南岳军事会议上


抗战形势真的发生根本性逆转了吗?1939年11月,为了“夺回重要据点,树立最后胜利之根基”,蒋介石向全国各大战区下达了反攻命令,“此次冬季攻势,为我军转败为胜的唯一关键,亦即我第二期抗战最后胜利的开始”。结果令人失望,傅作义第八战区攻入的绥西小城——五原,成为这场声势浩大攻势作战中国军唯一收复的一座县城。


结局如此尴尬,蒋介石坦言:“此次冬季攻势的失败,最大的一个原因,即由于前方部队逐渐使用兵力,而非集中全力攻击,以致没有一个县城被我们打下来。”(五原收复已是1940年3月下旬,一般统计冬季攻势战果截止1、2月间)。


冬季攻势失败,主管作战计划的军令部第一厅重新回归“守势作战”指导原则,“以确保现在之态势,俾导尔后作战于有利之目的,以一部加强游击区,尤其京沪杭地区之兵力,以一部与敌保持接触,主力积极整训后,转移攻势。为击破敌之应相互策应,将突入之敌包围夹击而歼灭之”。


抗战时期的军令部长徐永昌


反复拉锯,宜昌攻防有心无力

1940年 6月,日军报复“冬季攻势”,攻占了距离重庆只有480公里的入川门户——宜昌。要不要确保宜昌?事先没有明确规定,第11军根据“中国派遣军”总司令官西尾寿造的指示,命令各部“在保持攻势的态势中,撤回汉水东岸地区。”17日晨,日军第13师团撤至宜昌以东约10公里的土门垭,国军乘势收复宜昌。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,日军内部主张确保宜昌的呼声渐渐占据上风,已撤出宜昌52公里的第13师团复又奉命调头再向宜昌突进,17日下午重占宜昌。


宜昌陷落,日机轰炸西南大后方的空中距离大为缩短。军令部对各战区部署检讨意见时强调:“国军目前应以一部维持现在态势,主义以巩固行都并确保长沙、西安要点之目的,抽调适宜控置,并充分运用游击部队在敌后扩大扰袭,不断牵制消耗敌人。”


活动在宜昌以西的国民政府军队


1941年3月,日军第33、第34师团、独立混成第20旅团三路分进合击,企图包围国军第19集团军主力于江西上高地区,以求巩固对南昌的占领和改善对峙态势。这次会战日军称为“锦江作战”或“鄱阳扫荡战”,国军称为“上高会战”。 第19集团军根据数年作战经验,按照“诱之于分宜、上高、宜丰以东地区,反击而歼灭之”的预定计划,成功击退日军。


上高会战取得胜利,重庆一扫宜昌失陷的低落情绪,军令部于1941年5月拟定“攻势作战计划”:国军以收复宜沙之目的,应依第三战区遮断长江、第九战区攻占岳阳、第五战区切断襄河东岸宜沙敌人后方,以第五、六战区主力及本会整训部队,保持于襄河西岸,包围襄河以西地区敌人而歼灭之。第一、第二、第八战区,应以主力各向其当面汴新道清路、晋南三角地带及包绥敌人攻击,策应长江方面之作战。攻势准备,应于6月中旬完成,攻势开始时期,待命实施


上高会战中的第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


1941年9月,日军再犯长沙。为了策应第二次长沙会战,进而达到收复宜沙的目的,军委会连续电令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克复宜昌。10月3日夜,第六战区江防军主力完成对宜昌的包围,陈诚严令各部不顾一切,向敌猛攻。战至9日,国军先后攻克宜昌东郊慈云寺、东山寺等要点,三个突击营一度攻入市区范围。日军第13师团师团长内山英太郎甚至已经拟好了“最后一电”,决定了包括自己在内的高级官佐剖腹自戕的位置。


胜利在望之时,日机30余架投掷毒气炸弹,突击部队伤亡惨重,不得已退至城外。陈诚本欲调整再攻,但军委会考虑到进犯长沙的日军开始反转,且先头已抵荆门附近,下令第六战区停止攻势,迅速恢复原态势。10月14日,反攻宜昌之战落下帷幕。


陈诚后来感慨地说:“这次作战,在策应长沙会战的任务上,可谓已完满达成。但在反攻宜昌的目的上,却造成一个功败垂成的结果,未免使人扼腕。我们以半个月的时间,不能拿下一个宜昌城,缺点大者如:官兵习惯于防守,一旦转为攻击,多数动作,均欠切实,以致逸失战机;各部队长顾虑士兵牺牲太大,补充不易,不敢放胆攻击;部队编制不健全,每团实战人员仅400余人,头重脚轻,不适于作战。”


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


攻势作战,总是停留在纸面

1941年12月,太平洋战争爆发。重庆再次燃起“攻势作战”欲望,军委会在蒋介石亲自授意之下,拟具了“各战区目前之急务”,第一次提出了国军全般反攻方针:本年12月底各战区先行全面游击,发动广大破坏战,并使敌误认系我军大举攻势;各战区各选敌人主要交通线之次要据点,集中优势兵力,行局部攻势,于明年3月底同时开始攻击;各战区一面于明年3月底实行局部攻势,同时准备明年6月底对武汉、宜昌、广州实行总攻


1942年3月,军令部出台“国军三十一年夏季攻势作战方针”:国军以消耗牵制敌人,迫其缩小防区,俾尔后作战有利之目的,预期于本年夏季发动全面攻势,指向主攻击于华中方面,依各战区之协力,歼灭襄西及湘北之敌,夺回宜昌、岳阳。预定5月20日以前完成攻击准备,攻击开始时机另定


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与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


在总攻议题上,军令部似乎与军委会意见相左,没有把武汉、广州列为反攻目标,而是冷静地认为:“英、美近在南太平洋一再受挫,势更需我急行有力之反攻,以期减轻敌寇所加之压力。且就盟军之整个作战言,我亦应断行攻击,以树盟军总反攻之先声。惟国军军需品之补充不易,复以华北情形特殊,实难全面反攻,故止于夺回宜昌为满足。至于攻击岳阳,实亦有力之牵制。”


但是到了5月间,宜昌和岳阳方面并无积极动作,分析原因,主要是受到远征军入缅惨败和日军发动“浙赣作战”所牵制。军令部万般无奈,推迟“夏季攻势作战”为“秋季攻势作战”,初步决定8月底以前完成攻击准备。不过到了7月,蒋介石又指示徐永昌:“保卫粤汉路长沙、曲江和衡阳之防守计划,应积极策划准备;并令第三战区有力部队其重心应即向西移动,以备策应粤汉路之作战为要。”


抗战后期的国民政府军士兵


军令部搁下“秋季攻势作战”,提出“国军以确保长沙、曲江、衡阳,巩固华南交通枢纽之目的,依湘北、粤北既设阵地及赣江下游两岸地区,迟滞消耗敌人,最后在长沙、曲江及赣西山地与敌决战,求主决战于长沙方面,先击破湘北方面之敌,决战时期预期在8月下旬以后。”并把“秋季攻势”的前提定为“如敌北攻苏后,再发动本作战时,则第三、第五、第六战区,应按秋季攻势计划实行总反攻。”


7月26日,蒋介石致电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:“预计于本年秋季发动全面攻势,指向重点于华中方面,依各战区之协力,歼灭襄西及湘北之敌,夺回宜昌、岳阳。”然而,1942年秋季的正面战场总体平静,日军并无北攻苏联举动,国军亦谈不上实施秋季攻势。


纵观相持阶段的国民党抗日正面战场,仍然处于一个十分困难时期,在没有盟国充分军援的情况下,苦战五年的疲惫国军想要对日发动全面攻势,显然力不从心。无论军委会还是军令部,计划来计划去注定只能原地踏步。直到1945年春,缅北、滇西反攻取得完全胜利,正面战场补给状况获得较大改善,国军的“攻势作战”才有了比较明朗的前景。


参考文献


1、郭汝瑰、黄玉章主编:《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》,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。


2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:《抗日战争正面战场》,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。


3、吕芳上主编:《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》,台北“国史馆”2015年版。


4、《陈诚回忆录:抗日战争》,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。


5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: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》,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。